金戈铁马铸忠魂 (——黄克诚率部苏北抗战纪实)
作者:董文林        发布日期:2020-05-19 12:29:19         阅读数:455

 刘少奇:彻底消灭顽敌韩德勤

 党中央:保留韩方有文章可做

  伴随着黄桥决战的胜利,南下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胜利会师,华中敌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苏北抗日斗争初步打开了局面。

  然而,苏北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这不仅在于根据地刚刚创建需要建设和巩固,更重要的是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还要排挤和破坏。

  蒋介石这时已认定:“抗战要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

  他指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7月16日提出企图将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扫数撤至黄河以北、全部挤出华中的所谓“中央提示案”,规定:

  “十八集团军全部及新四军全部,应扫数调赴朱副长官所负责之区域内(即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并将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归朱副长官指挥。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须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之规定地 区内。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前条规定之地区内,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又除军事委员会别有命令规定外,在其他各战区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将这一提示案作为“皓电”发出。他们还准备“一月满期后,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建设苏北,刘少奇有一个深远的考虑。即在敌后建立抗日的、民主的新江苏,成立苏北抗日政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驱走或消灭国民党顽固派盘踞在江苏的韩德勤部。

  刘少奇在致陈毅并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文中认为:

  “如能驱走韩便可能组织华中敌后统一民主政府与总司令部,使我公开正式站在领导地位,是有极大号召与法律上的作用。如不能驱走韩,即使我有实力的优势与某些实际领导地位,但不能公开正式站在领导地位号召与对各根据地颁布法律命令;相反韩之命令法律,仍在民众中有极大作用,这对人民是大问题。”

  从这一考虑出发,刘少奇提出:“如我能在目前乘胜一鼓攻克兴化,彻底消灭韩部,驱走顽韩,那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是极有利的。”他提出或迅速占领兴化、或逐步推进两种方法,请陈毅和粟裕根据前线情况及地形决定。同时,也不放弃同韩德勤举行谈判,要韩保证以后不反共,合作抗日,实行抗战建国纲领,那就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妥协。

  中共中央不同意彻底驱韩。10月20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否则我重庆办事处有被攻击危险。我军应在大邹庄以东,射阳以北,蚌延河以南停止,进行谈判。速告黄、陈,至要至要。”

  刘少奇答复:“决照来示办理”,停止苏北各军向韩德勤的追击,部队就地休整补充。但在刘少奇思想上,希望驱逐韩德勤、建立抗日民主新江苏的想法并没有放弃,以致后来又曾产生急躁情绪。

  停止向韩德勤进攻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为首要任务。10月31日,刘少奇同黄克诚联袂南下,在11月5日到达盐城,同陈毅相见。他们立刻开会研究如何建立和巩固苏北根据地,商定:要加强对地方实力派及士绅的统战工作,建立三三制政权;发功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帮助地方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肃清残余反动武装;做好发展党的工作,争取知识分子及联络友军。根据会议精神,11月15日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议会,通过苏北建政纲领,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报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当时,统一华中各部队的指挥问题也迫在眉睫。我新四军和八路军在华中的部队很多:

  有黄克诚纵队12个团二万人,陈毅部6个正规团、两个地方团一万人,江北游击纵队约3个团四千人,新四军第4支队4个正规团、两个地方团约六千五百人,第五支队6个团约五千八百人。总计34个团,四万八千七百人。

  为了理顺指挥关系,协调作战行动,以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局势,刘少奇向中央建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即叶挺—编者注)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

  中央复电:“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11月17日,在苏北海安城的西寺召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近千名指战员参加了大会。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军政首长。会上,刘少奇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

  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标志着华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核心的形成,为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奠定了基础。

  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后,将机关迁到盐城的文庙。此时,苏北的战局已发生较大变化。何白“皓电”后国共关系正在迅速恶化,到11月已演变成在华中的局部规模的军事行动。蒋介石调集第三、五战区的主力,准备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李品仙部开始行动,向皖东的第4支队张云逸部步步进逼。

  中共中央一面力争时局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做最坏的打算,准备组织一支由刘少奇负责的二万人左右的挺进军,乘李品仙部的封锁线没有完成,打到它的后方,创造大别山游击根据地。1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密电同刘少奇商量,要他“召集陈、黄开一会议,紧急布置一切”。“惟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

  中央并要求黄克诚部主力不少于一万二千人待命开往皖东,陈毅部协同黄纵队留下的部分巩固苏北根据地,作为整个华中的战略后方。

 刘少奇、陈毅联手再灭韩

 黄克诚据理力争不宜攻韩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刘少奇再一次提出消灭韩德勤的问题。他和刚来苏北不久的黄克诚联名致电中央:

  “我们意见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以后,再行全部主力增援皖东,如此较为有利。如韩部不解决,则陈毅与五纵留下部队不能巩固苏北,李明扬等十分可能反我;黄部由涟水、淮阴以北过运河,再过淮河,沿途河泊及敌据点很多,随时有被敌隔断危险。如将韩部解决,控制运河,增援容易。皖东部队与黄部易受韩与李品仙之夹击。如李品仙用亲蒋政策逐步推进,则使我东西不能兼顾,苏北、皖东均处困难地位。”

  中共中央仍认为,此时动手打韩德勤在政治上极为不利。但此时形势突变,11月中旬,国民党从山东调东北军霍守义部第112师共四千余人,以“武装调停苏北磨擦”为由,开到苏北,企图隔断皖东根据地同苏北之间的联系。本来,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基本政策是争取,希望劝他们不要参与反共磨擦,而不是打击。但霍部继续南下,已进至淮阴以东苏家咀一带,眼看就要同韩德勤部会合。韩德勤虽然在黄桥战败,但他的兵力同在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相比,仍稍占优势,并且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情势越来越紧张。

  11月18日,刘少奇又致电中央:

  “现我华中兵力虽不弱小,但甚分散,与敌伪顽军双处,转移困难,根据地基础不强,且不能巩固,因此不论任何一处紧张,我均容易处于被动。现在韩德勤已不能成中立,即使韩在将来不与汤李(指国民党的汤恩伯、李品仙两部——编者注)配合打我(我们试如此作)恐亦不可能,而东北军又来牵制,甚至隔断我苏北主力不能转移,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能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之进攻。”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并告叶挺和项英,指出大局有变动的可能,在目前一个短时期内的总方针是积极整军,沉机观变。5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霍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万万不可听其打成一片。能办到这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以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安丰等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华中总指挥部接电后,立刻调动部队进行准备。

  那时中共中央估计,汤恩伯和李品仙向豫皖苏边和皖东发动全面进攻的时间当在11月26日,毛泽东等又指示刘少奇和陈毅“把实行攻击时间推到下月上旬”。

  在日、韩、我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局势面前,究竟是应该先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把脚跟站稳,还是应该先吃掉韩德勤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就摆到华中总指挥部和中原局面前。这是曹甸战役的缘起,也是日后争论的焦点。

  诚然,主持华中抗日大局的刘少奇希望彻底驱逐韩德勤,建立抗日民主的新江苏。刚刚在黄桥决战中以少胜多的陈毅也想挟胜利之师的余威一举歼灭逃到曹甸的韩德勤余部,从而彻底打垮国民党在苏北的势力。刘少奇、陈毅想到了一起。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召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的各路将领开会研究部署此事时,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黄克诚却提出不同意见,反对仓促攻打曹甸。

  此时的黄克诚已对苏北敌、顽、我三方斗争局势洞察与掌握。他在会上客观分析形势,从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出发,提出苏北反摩擦斗争,必须贯彻党中央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不作困兽之斗。

  黄克诚坦诚地说:陈军长、刘政委的愿望是好的,曹甸我们迟早要打,但目前情况下攻打是不妥的。

  第一,政治气候不成熟。现在正在搞统一战线,我党对国民党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次打曹甸和黄桥决战不同。黄桥决战是韩顽主动犯我,我们自卫。而现在韩顽并没有来犯我,我们跑去打人家会造成被动。我们要站在自卫立场,不要主动进攻。

  第二,我们刚刚占领淮海、盐城地区,没有站稳脚跟。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等到我们把苏北的伪顽残部、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消灭了,再去打韩德勤也不迟。

  第三,曹甸是韩德勤的老巢,韩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多年,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而且又是水网地带,易守难攻。我军且缺少攻坚武器火力薄弱。因此,我们现在贸然去打曹甸,政治上不利,军事上也没有把握,打下来了被动,打不下来更是被动。我建议还是暂时不打为上策。

  然而,黄克诚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12月26日,陈毅、刘少奇又一次把攻打曹甸的计划上报中央。

  由于华中局和华中指挥部一再坚持,中央最终同意攻打曹甸的计划。11月27日,毛泽东、朱德等复电:“26日电悉,同意你们意见,惟不得攻击兴化。”

  这里讲到的兴化,是韩德勤部的指挥部所在地。毛泽东等原本以为只要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中央命令既下,党性极强的黄克诚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立即执行华中总指挥部的作战命令,率八路军5纵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第1支队和第2支队第687团,分别参加攻打曹甸和车桥的战斗。

 曹甸易守难攻、血战未果

 八路军、新四军遭受重创

  11月29日夜,曹甸战役打响。

  八路军、新四军猛打猛冲,分兵突击,连续攻破韩军3道防线,重创韩89军所部,切断了韩部与东北军的联系。韩顽守军猝不及防,溃败不支,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曹甸、安丰一线。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邻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是控制通过运河与皖东联系的战略要地。韩德勤主力在曹甸已筑有坚固的工事,围墙高三丈,寛五尺,其中有3处制高点,可以交叉射击,控制全镇。内部碉堡、暗堡四处相通,左右联系,可谓易守难攻。当时,曹甸有韩德勤部5000多兵力。在曹甸以北还驻有韩部33师和东北军霍守义部,随时可以策应曹甸。

  苏北的战况深深牵动着延安的心。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叶剑英和华中总指挥部:“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12月5日晚,八路军5纵队1支队2个团在向曹甸、安丰攻击时受阻。12月8日晚,陈毅亲临前线指挥,调集部队首先扫除曹甸外围小据点,然后再向纵深发展。

  曹甸之战局势的进展果然不出黄克诚所料,我军久攻未克,双方僵持不下。率部连日苦战的黄克诚亲眼目睹一大批八路军、新四军官兵前赴后继、冲锋陷阵,倒在血泊和水网泥泞之中,他心急如焚。面对如此地形和敌情,联想起以往我军作战方面的经验教训,觉得再这样死打硬拼下去决非良策。12月11日,在滚滚硝烟、隆隆枪炮声中的黄克诚发电华中局并报中央,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上提了一大串建议。黄克诚在电报中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到会理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较多,如继续猛攻猛打,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一、首先在四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筑构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

  二、肃清四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三、逐步筑垒掘进。

  四、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

  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六、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烈攻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这样一个好的建议再次被否决,陈毅、刘少奇认为黄克诚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过于强大,太保守。华中总指挥部遂于12月12日下达总攻曹甸的命令。

  12月13日19时30分总攻开始。各参战部队奋勇作战,一度曾攻破韩部前沿阵地。但因地势平坦,沟河纵横,韩部拼死顽抗、炮火猛烈。加之八路军、新四军首次协同作战,配合不好,又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经验,最终未能突破其基本阵地。

  曹甸战役旷日持久,我军遭受重大损失。刘少奇终于冷静下来。

  12月15日,他电告中央调整部署:“我攻曹甸未下。至此战役,我伤亡共约两千名,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八千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至此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而皖东吃紧,必须增加兵力才能阻止桂军前进。”“四五支队主力,阻止桂军东进,至适当时转移至津浦路东,留一部在路西游击。”“苏北问题的解决,仍须执行以前战略,吸引韩德勤对我进攻而消灭之,或围攻其一点而消灭其增援部队,并以政治方法瓦解之。”

  第二天,毛泽东复电同意刘少奇的部署意见,指出:“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

  12月19日,陈毅、刘少奇及时命令各参战部队撤出战斗,历时18天的曹甸战役结束了。

 黄克诚委屈求全师长被撤

 刘、陈痛定思痛坦诚自责

  曹甸一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华中局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把帐记到了黄克诚身上。认为,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时不够猛不够狠,造成曹甸久攻不下。因此,撤了他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亲自兼任。但保留了他的政治委员职务。不过,由于陈毅军务繁忙,根本就没有空来具体管理5纵队,第5纵队事实上还是黄克诚一个人当家。

  后来,华中局在阜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时,陈毅又把黄克诚批了一通,还要他做检查。黄克诚据理力争,坚决不认错。他说:

  “我为什么要检讨。我两次建议至今也不认为自己有错。曹甸没有打下来纯属你们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要做检查也是由你们来做。”

  “曹甸未克,主要是你不服从指挥所致。”

  “我哪个地方不服从指挥了。我把所有的部队都用上了。我们5纵的部队伤亡最大。”黄克诚拒不认错的态度,当时陈毅、刘少奇等人是有看法的。

  会后,黄克诚找到陈毅掏心窝里的话:

  “从井冈山时期起,你就是我的老上级,我什么时候不服从你的指挥了?”

  “战前你不同意打,战中你又对具体打法提出异议。你自始至终就不想打。”陈毅说。

  “想不想打是一码事,打的时候使没使劲又是一码事。我把5纵全都交给了你,没打下来怎么能怪我呢?”

……

  争来争去,最后还是黄克诚委曲求全,违心地做了检查。打曹甸的事情也就过去了,陈毅、刘少奇也就再没有找黄克诚的不是。

  一年之后,陈毅痛定思痛,他在一次会上坦承:曹甸一役错在自己。他说:

  “曹甸之战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也太轻敌,仓促作战,准备非常不够,变成了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1945年10月,陈毅在山东临沂欢送黄克诚出征东北时,当着罗荣桓政委的面,再次检讨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3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黄克诚见陈毅主动承担责任,感动地说:“军长不必过于自责。”

  对于曹甸之战,刘少奇也曾多次做过不同程度的自我检讨。

  1941年8月在讨论新四军3师工作时,刘少奇虽然还肯定曹甸战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指出其不妥之处:一、对李品仙的东进估计与中央有些不同,故有些慌张;二、刚到苏北,应该乘热做地方群众运动,当时是着急了些;三、事前准备不够,政治上、粮食上准备得不够,特别对八路军没有指挥过;四、打法不大妥当,应长期与他坚持是可以打胜的;五、对磨擦战争中的自卫原则遵守得不够,造成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不利。

  1944年7月10日,刘少奇在给黄克诚的信中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至于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 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2师(指当时的新四军4、5支队——编者注)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

  “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至于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说法是不妥当的。”

  但是,曹甸战役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我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激战18昼夜,约2000名壮士血洒曹甸大地。此战役共歼韩德勤主力8000余人,粉碎国民党反动顽固派东西夹击我军的阴谋,也是继黄桥战役后对韩德勤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它使韩德勤部从此一蹶不振,蛰居一隅,再也没有力量同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庭抗礼。

  曹甸战役后,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出现了暂时相对稳定的局面。

(作者:董文林,系《世界英才》杂志社社長兼總編輯,《黃克誠傅》主筆人之一、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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